導語

　　由于年代久遠、相關檔案資料極其缺乏、當事人相繼離世等諸多原因，有關黨的一大的一些問題一直被爭論不休，比如一大的閉幕時間，一大代表的資格和人數(shù)，一大中央局成員等。但最引人關注和令人費解的問題是，作為黨的主要創(chuàng)始人的陳獨秀和李大釗為什么都沒有出席黨的成立大會?

陳獨秀

　　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，是五四運動的“總司令”，又是上海共產(chǎn)黨早期組織的負責人。所以李漢俊等在信中，根據(jù)共產(chǎn)國際代表的意思，特意提到要陳獨秀本人和廣州代表一起出席黨的一大。但陳獨秀因當時在廣東政府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，政務纏身，不便離開。于是，他在廣州黨員會上便提名陳公博出席黨的一大，另委派包惠僧出席。

　　包惠僧后來回憶說：“有一天，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開會，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，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，要召開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發(fā)起會，要陳獨秀回上海，請廣州支部派兩個人出席會議，還寄來200元路費。陳獨秀說第一他不能去，至少現(xiàn)在不能去，因為他兼大學預科校長，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，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。第二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，陳公博是辦報的，又是宣傳員養(yǎng)成所所長，知道的事情多，報紙編輯工作可由譚植棠代理。包惠僧是湖北黨組織的人，開完會后就可以回去(會前陳獨秀與我談過，還讓我回湖北工作，大概他已經(jīng)接到上海的信了)。其他幾個人都忙，離不開。”

　　包惠僧還說：“陳獨秀年長，我們又都是他的學生，他說了以后大家就沒有什么好講的了，同意了他的意見。有人說陳獨秀是家長作風，當時是有一點，但以后就不行了，主要是聽第三國際的，他想當家長也不行了。”

　　陳獨秀雖然沒有參會，但他向大會提出關于組織與政策的四點書面意見，委托陳公博帶到大會，要求在討論黨綱黨章時予以注意。這四點意見是：“一曰培植黨員(按即征求黨員)；二曰民權主義之指導(按即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)；三曰紀綱(按即注重紀律的要點)；四曰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問題(按即目前主要工作為爭取群眾，為將來奪取政權之準備)……”

李大釗

　　那么李大釗呢?當時，他除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、教授外，還兼北京國立大專院校教職員代表聯(lián)席會議主席，時值學年終結期間，公務繁忙，無法親自前往上海出席會議。這樣，北京早期黨組織就開會推舉了張國燾、劉仁靜。劉仁靜稱：“李大釗、陳德榮沒有參加這次會議。會前是否征求過李大釗先生的意見我不知道，李先生很和氣，就是征求他的意見他也不會反對。”

　　“李大釗先生當時沒有參加‘一大’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我估計一方面是他工作忙，走不脫；另一方面，當時我們北京小組開會研究誰去上海出席‘一大’時，也沒有推選到他。”

　　張國燾是這樣回憶的：“上海北京和廣州各地同志們互相函商的結果，決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(chǎn)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。” “根據(jù)這個決定，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出席大會。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；但他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，校務紛繁，不能抽身前往。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。”

　　一大代表回憶中所說陳獨秀和李大釗未能出席一大的原因，都是職務所在，公務繁忙，無法脫身。

　　遺憾的是，我們始終未發(fā)現(xiàn)兩位當事人本人對此事的解釋。所有旁人的推斷，也許都是想當然。對于今天的人來講，更無從知曉他們內心真實的想法。

　　也許他們并沒有把這次會議當成多么重要的事情，也許在他們的頭腦中，黨已經(jīng)成立(指1920年成立的黨的早期組織)，這次上海會議不過是共產(chǎn)國際急于召開的一次事務性會議。

　　無獨有偶，北京黨的早期組織的鄧中夏說他不能參會的理由，也是此間要到南京出席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。在他看來，少年中國學會年會要比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更重要。

　　恐怕兩位偉人當時更沒有想到，一個在全國僅有50多名成員的小黨，28年后會解救人民于危難之中，執(zhí)掌政權；90年后，會成長為擁有8000多萬名黨員的世界最大政黨,領導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。而這個黨，在追根溯源的時候，會那么多次地提起上海和嘉興南湖的一大，提起那13位黨的一大代表。

　　試想，如果當時他們兩位有這樣大膽的推想，在孰輕孰重的衡量中，可能會有另外一種選擇。所以說，歷史有必然性，歷史也有偶然性，這也是歷史的魅力所在。

　　需要說明的是，盡管“南陳北李”都沒有參加一大，但這無損于他們作為中共主要創(chuàng)始人的卓越貢獻。

　　1936年，毛澤東在陜北保安的窯洞里與來訪的美國記者埃德加·斯諾談話時說：“……我去上海出席共產(chǎn)黨成立大會。在它的組織里，起領導作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，他們二人都是最卓越的中國知識界領袖。我在李大釗手下當國立大學圖書館助理員時，就迅速地朝馬克思主義發(fā)展；陳獨秀對我發(fā)展這方面的興趣也大有幫助。我第二次去上海，曾與陳獨秀探討了我所讀過的馬克思主義著作，親聆他談他自己的信仰，這在我一生也許是最關鍵的時期深深地影響了我。”

　　是的，毛澤東等一大代表沒有忘記“南陳北李”，全中國人民也將永遠銘記他們的偉大功績。